向南走·向北走

       结婚纪念日总赶上采访大事。去年是书展开幕，今年又正值世博倒计时1000天，小卡在前方拍片，我在单位值班。没空为这个日子纪念什么，只好把之前的文章拿来贴。

　　（一）向南走

　　一个朋友在我的婚礼上说，她知道两个来海南的上海女人，一个是黄道婆，她为逃婚而来；而另一个上海女人，却为结婚而来，这个人就是我。

　　与海南结缘，是因为我在大学和一个海南男孩相恋，他在八年后成为我的先生。先生有个外号叫小卡（通），因为他做事极像卡通人物，比如他喜欢戴仿军盔式样的摩托车帽，穿很多口袋的夹克、迷彩裤和短靴；凌晨一两点，他会扛着一堆玩具枪去和“枪友”交流，因为此时大街上没警察。

　　小卡是我的同班同学，和他相恋是1996年的国庆，我们大二。按计划，我们事先约了差不多一个班的同学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但最后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事后怀疑他们是故意设的爱情陷阱），就剩下我们按原计划行事。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我们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才在毛主席纪念堂对面找到一张空石凳。北京的9月底已有寒意，小卡专门准备了塑料袋铺在石凳上。这个小细节让我十分感动，心里不禁暗暗感叹，真是个细心的男孩。不过，后来证明，这是错觉。

　　第一次熬夜，我不一会儿眼睛就“打架”。小卡感觉到我的睡意，很慷慨地说：“借你一个肩膀睡吧！”他事后说，当时只想嘴上卖个乖，哪料，受瞌睡虫困扰我的极不争气，立即靠上去睡了。

　　晚上起风，我虽然穿了毛衣，还是觉得刺骨地冷。小卡提前作了准备，将一件棉衣盖在身上。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我钻进了棉衣，也就钻进了他的怀里。

　　小卡在我耳旁絮絮叨叨讲了一晚上的话，讲海南的天、海南的海、海南的椰子树。我迷迷糊糊听着，他怀里真暖和。小卡却僵着身子，整晚都保持一个坐姿。

　　等我醒来时，雄壮的《义勇军进义曲》已在耳畔奏响。我埋怨小卡没叫我起来，他说他的腿抽筋动不了了。

　　升旗最后还是没看成。我们回学校时，小卡一路上拉着我的手，就是舍不得放开。

　　1996年的国庆，新闻说有1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升旗仪式。而在芸芸人群，我们走到了一起。

　　大学校园的爱情故事总是充满了风花雪月，转眼就要毕业。像所有大学恋人一样，我们也面临分离。

　　我的工作意向是我的实习单位——上海一主流报纸。小卡为了能够和我在一起，大四的寒假也尝试去上海找工作。但过惯了海岛闲适生活的他，在那个快节奏的城市并不快乐。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家。

　　我们无奈地珍惜着最后的大学生活。一天，在去食堂的路上，小卡拉着我的手说，往后他会告诉他的妻子，大学时曾谈过一女朋友。我明白他口中的妻子是另一个陌生的女孩，而不是我，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心空空的。

　　就在上海那家报纸通知我签约的那个晚上，我决定和小卡一起到海南，那个我未曾谋面的热带岛屿。当我告诉他这个决定时，他没有表现出兴奋和快乐，只是一脸凝重地问我：“想好了吗？”我说：“想好了。”语调比他轻松多了。

　　我们落实的工作单位是海南一家电视台。第一天报到，我对新生活充满憧憬。但到了单位，没有我想象中的大院，没有门卫，只有一个看车的老头坐在门口，我好奇地问：“这是后门吧？”小卡答：“这是惟一的门。”语气中，竟有些壮烈。

　　新闻部在四楼，就一间二十多平方的屋子。我和小卡合用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而桌子的五个抽屉，属于我们的仅两个。部里二十多人合用一部电话。主任说：“椅子不够坐，看哪空着就坐哪吧，开会时男同事都坐桌上。”轻描淡写的介绍让我的心一阵阵抽紧。好不容易等到我发问：“写稿的电脑在哪？”主任答：“写在稿纸上。”

　　坐在属于我和小卡的椅子上，环顾四周：破了一块玻璃的窗户、破了一个角的窗帘、滴滴嗒嗒漏水的空调。想起我在上海单位宽敞的办公室，属于我一个小实习生的的个人桌子、电脑和电话，窗外繁忙的外滩、黄浦江、高楼耸立的陆家嘴，再看看身边的一切，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了：“这就是海南，我选择的生活。”

　　在海口最初的生活平淡但极其浪漫。小卡带着我去他的母校，看开满了火艳艳花朵的凤凰树；我们一起去深巷里吃海南小吃；下班后，去海边看落日，听涛声……这些都是我们在大学里看星星时制订的计划，现在一切都如期进行了。

　　好景不长，我开始厌烦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电视台的工作还未走出计划经济，领导安排什么你就干什么。每天上、下午干完两单活，同事之间就约着喝茶、打扑克。生活闲适，但对刚走出大学校门富有事业心的我们来说，却觉得憋气和不甘。从小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我，在海口一堆悠闲人中更显得格格不入，在街上快步走路时，有同事笑我：你要去抢钱吗？

　　不安定因素，开始在在平淡的生活中酝酿。吵架先是避开同事，后来就广而告之，发展成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

　　为挽救我们的爱情，我离开电视台，就职于省报，我的精力转移到了工作。

　　小卡工作并不顺心，天天迷于打游戏，有时竟在网吧彻夜不归。对小卡恨铁不成钢，我们又开始吵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们的爱情走到了尽头。

　　父亲的车祸扭转了这一局面。父亲双腿多发性骨折，面临截肢的危险。

　　小卡请假到上海，陪我一起照顾父亲。父亲腿上的伤口太大，刚手术时不能缝针，每天从伤口流出大量血液和体液，发出一股恶臭。第一次换药，我忍不住去洗手间吐了。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换药期间，小卡一边抬着父亲的腿，一边和父亲讲笑话。小卡在家是独子，平时连个碗都没洗过。但父亲洗澡、大小便、晚上守夜，小卡全程陪护，没有一句怨言。当我看到他端着便盆穿梭在病房和厕所之间，我暗暗责怪自己：这样的男人，我还在等什么。父亲的腿终于保住了，而我也终于认定：这个男人，我愿意和他厮守一生。

　　去年9月，小卡到上海发展。身为上海人的我继续留在海南，而身为海南人的他却在上海讨生活，朋友笑称我们是互相抵押做人质。

　　也许是距离产生了美，分别的日子让我重新审视这些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女孩总期望自己的爱人是一个成熟稳重体贴的男人，当现实中的对方离自己的期望有距离时，就会抱怨，甚至吵架。而小卡，永远都不可能是那种女孩心目中的理想丈夫——伟岸、成熟、稳重、顾家、还能挣很多钱。小卡有时很粗心，不会顾及女孩子的小心思；有时又很细心，能触动我心灵中最敏感的情感纤维。他有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连求爱信也写得别出心裁：“我挣的钱虽然不多，但至少可以不让你饿肚子，想吃麦当劳就吃麦当劳。”他很会花钱，会买一堆在常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东西（比如不同型号的手电筒、水壶、罗盘……），但偶尔也会派上用途（比如野外采访）。他正直、善良、单纯，没有任何社会经验，虽然自以为越来越成熟。

　　今年8月，我终于决定和这个大男孩结婚。2004年结婚，这是我们大学里的诺言。选择在8月，因为我想去青海旅游，没有公休，我就想起婚假。但由于小卡时间紧张，我们还是没去成青海，最终我落了个“骗婚”之名。

　　结婚那天，小卡以“我们·缘来”为标题，用文字、照片，串起我们相识、相恋的过程。

　　在我们两人各自的一岁照片旁，他写道：

　　“——二十七年前，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在北，一个在南。”

　　随后，是我们在大学和踏上工作岗位后各个阶段的照片：

　　“——九年前，我们在一个北方的大学，相识、相恋。”

　　“——五年前，我们毕业了，回到美丽的海岛工作，我们是搭档。”“——经历了风雨、岁月、挫折、分离……”

　　“——今天我们因为工作，相隔千里，但我们的心却更加紧紧系在一起。我们成为一家人！”

　　（2004-12-20海口）

　　（二）向北走

　　 （小卡一岁照）

（人大校园，核桃林，吵架的地方）

（人大校园，我们毕业了！）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结婚了）

      看着这些久违的照片，往事点点滴滴浮现眼前。

　　曾经，我和她分别诞生在相距遥远的地方。

　　18年后，一张录取通知书让我们相遇。

　　第47个国庆，天安门，红旗下我们牵手。

　　目睹了校园情侣们在车站泪水中的分别，她放弃了一份前途大好的工作，随我回到这个美丽的海岛。

　　工作不顺利，无数个沉沦的夜晚后，她用温暖的小手擦去我心中的阴霾，让我看到奋斗的黎明。

　　如今我却再次和她分离，独自在她的家乡这个大城市里打拼，遥远的她就像昏暗的海面上一盏小小的烛光，让我牵挂给我力量……

　　“她以后就是你老婆了！”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不是我们的证婚人，而是9年前刚进大学的一个晚上一个同屋的家伙。

　　那晚全班同学的学生证暂放在学1楼的514房，住这间屋子的8个无聊的家伙就拿着女生的证件开始选美，还用的是集体打分评定的方式。选完8个后就开始“分配”。简直神了，熄灯前我把这个眼睛上有颗痔的上海小姑娘偷偷多看了两眼，最后的“分配”居然就是她！

　　一觉醒来，每个人都把这事忘了，谁能想到9年后她真的成了我老婆！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暗示的力量吧，此后我上课迟到就会觉得她总是故意在最后一排靠后门的位置等着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她也爱迟到，那个位置是她的同屋帮她占的。当然，所有的巧合都比不上1996年的国庆。

　　本来约好的去看升旗的20个人，居然到了晚上约定时间统统跑得精光，我是准备好了，一定要去，临出发，只有她来了。

　　深秋的北京，国庆前夜广场上有好几万人在守夜，瞎逛着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有一米远，为什么会心跳得很快？又不是单独跟女孩子约会，好几万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激动的？说起来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夜晚的天安门的壮丽吧。可是当下半夜她真的靠到我的肩膀上，还把我的手捧着，钻进我怀里睡着时，什么壮丽，什么好几万人，统统消失了。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天亮了，旗也升到顶了，她才醒来，她急着要看个究竟，我的手却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她的手。我们就这样拉着手回了学校。究竟是谁追谁，到现在还是个谜，后来有人说天安门是爱情陷阱，想想原来是上天安排的吧！

　　迷迷糊糊中开始的这段感情一开始还真是迷迷糊糊。我没有约会的概念，放假三天我就想了她三天，坐在5楼的窗前抽了三天的烟。跟她在一起了，却总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说的想的永远都那么实际，离我好像那么遥远，同样我说的想的她也永远觉得不可理解，就是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居然就这样欢欢喜喜地相处下去了。

　　第一次大分离是大三的实习，她回了上海。我们开始在长途电话里不断的吵架，吵到我把兜里的钱花光，跑去借了钱回来继续吵。吵完了，我跑到上海看她，看她住在那间完全没有窗户的上海老房子闷热小屋里为了留在实习单位奋斗。她剪掉了从来不剪短的长发，实习结束后她在那个报社创下实习生发稿纪录。单位在向她招手，一次真正的分离即将到来。我不习惯那个城市，在那里我找不到快乐。

　　大四下学期，我不再去争取任何工作机会，我只在等待一个结局。没有人看好我们的结局，我也没有权力要求她放弃她辛辛苦苦争取到的东西，她也没有勉强我去做我不喜欢的事。我们在校园里漫步，好像死囚故意放慢走到刑场的脚步。走一天少一天，这时候已经没有争吵，痛苦却总在夜半袭来。直到那一天她说“我跟你走”终结了悲剧的上演。

　　然而，我又如何让你幸福呢？这个问号从此高挂。老爸用了多年积攒的关系把我们弄进了当地电视台，那时真是个小地方，走到门口了我还问我爸“这是后门吗？”后来我老婆也问了我同一句话。送走护送她的父母和奶奶后，她第一次坐在那间陈旧办公室里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一把凳子上，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委屈。

　　虽然没有结婚，我们依然成了台里的夫妻档。第一年我们干得很卖力，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台成了骨干。第二年我们开始觉得厌倦，最后居然会为了工作吵翻天，她一生气就走着回家，我就在她后面开着摩托跟着，边走边吵。后来她去了省报，成了骨干，然后我也去了，谁知因为我们俩的关系，我只能在那里当个三等公民。但是我很快乐，第一我们又在一起了，第二我终于可以当摄影记者了。没有器材，没有出差补贴，没有劳动合同，贴着钱给报社干活，我依然干得很卖力。我也得到了认可，每当她的文章和我的照片同时出现在头版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快乐时光。

　　很快，我们毕业四年了，可我总觉得四年前她为了这段感情放弃的发展机会应该有一个补偿。我决定要让她回家！当年的难题在我，我要先去适应，于是一个海南人跑到了上海，却把上海老婆放在了海南，真是尴尬。在上海的一年里我搬了四次家，冬天住在没有空调的底楼里，夏天和老鼠睡同一张床，没办法，上海生活费用这么高，我又不会挣钱。过去多么希望我到上海去的老婆心疼了，尽管在她眼里我永远长不大，她还是决定要实现我们8年前定下的愿望，2004年，我们结婚。

　　结婚那天，我把这些照片整理出来做成一版，摆在酒店门口让道贺的亲朋好友分享我们这8年来的悲喜欢忧。而这晚我独自在灯下再看这些照片，让这些过去的事情一件一件再次浮现脑海，我知道我和千里之外的老婆是同一种感受，眼睛鼻子都是酸酸的，心中对彼此的爱都是沉沉的。

　　如果我们在一起是上天安排的，那不管我们距离多远，我们都不会再分开；如果那盏烛火是亮在迷途水手的心里，那不管海上风暴有多大，小小的烛光永远不会熄灭；如果我们的故事真的是朋友们说的“童话”，那就让这个童话有一个庸俗的结尾吧——我们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2004-12-20小卡于上海)